【全文修改後刊於清大圖書館部落格：讀步水木間】
對伊格言文字的閱讀經驗，始終侷限在各個長短篇小說合集，而少見其在報章雜誌等四散的篇章，因此在嘗試理解其文字書寫時，僅能以塊狀的、片段式的所得去連結其中的轉變與關聯性。閱讀伊格言第一本短篇合集《甕中人》與第一本長篇《噬夢人》時，總覺得小說家的文字有些拗口，但又醉心於其對場景、氛圍的描繪，情感的流竄隱隱地寄託在小說家所創造的灰黑色場景之中，小說的敘事方式宛如蒙太奇般的電影鏡頭，時空在他的筆下跳躍，凝滯沈重的畫面紛雜的浮現在眼前，進行著無數次的拼貼組合。而相較於場景的描繪以及小說中整個世界觀的建立（想想噬夢人中龐大的時空建構，讀來是那麼的過癮刺激），小說家對於人物個性、特色的描寫便顯得模糊，這樣的對比型塑出我對伊格言小說的第一印象：作家在劇情段落的安排、銜接上，放了相當大的比重在物與物、景與景之間的排列連結，而之於人的情感刻劃反而顯得生澀而不夠流暢，呈現的是塊狀、片段的敘事氛圍。
但這樣的想像，於《拜訪糖果阿姨》一書的閱讀經驗中被徹底的翻轉，在本書中，伊格言拋開了魔幻般冷冽的文字風格，字裡行間滲著滿溢的溫暖，劇情的鋪排雖然殘酷卻仍感溫柔，人與人之間的情感交流成了作家的書寫重點，漂浮在空中的科幻文字降落現實人間，嘗試娓娓道出人情冷暖。在幾本書中，似乎看到了作家在創作時的位移與嘗試，而《零地點》的誕生，毋寧說是伊格言對於其小說創作更進一步的宣告，他是這麼說的：「我將介入此事」，介入什麼？現實、核四議題；以什麼介入？以小說、以文字。將書寫《零地點》定性為一種行動藝術，直接衝撞在他看來荒謬的現實。
比起伊格言其他的文字創作，《零地點》的閱讀門檻顯然有意識的降低了，少了刁鑽字句堆砌起來的高牆，而顯得平易近人，大量對話的鋪排，那些熟悉的的背景、話語與情節，在在強烈地提示著我們所生存的現實。反核論述沿著小說的劇情軌跡，一個一個成為真實，核電神話輕易地被瓦解（但代之而起的仍然是臺灣政治生態的荒謬）。作為超越文本的全知第三人，在作家時空敘事倒轉、前進的安排上，感受到的是滿溢的危機感，末日預言簡直歷歷在目，作家站在他反核的立場上，將未來化作文句上的現實，具體的提供了對於未來其中一種的想像和詮釋。
《零地點》作為一個想像現實的舞台，登上了許許多多不同樣貌的角色，有核安署長、有核電廠長、有核電工程主任、有工程師、有節目主持人、有社工師、有機場免稅店店員、有打工女…等芸芸眾生的樣貌以及大事件下與他們相關的某個凝滯的時刻片段，透過看似毫無關聯的幾個人交織出了整個事件的核心全貌，也藉此從不同社會位置的視角出發，勾勒出了事件的肌理。在此，核四作為一個龐大的科技物，再也不是全然客觀中立的，諸如失去秩序的社會、病痛的身體以及殘酷的因社會階層的高低不同而產生的資本差異等等，各種以人為中心所發展出來的制度、程序、社會文化、群體關係、政治權力等，都與核四緊緊的扣連在一起，透過故事中人物的體驗，打破技術物冰冷自律的神話。更不用說核四風險的計算遠遠出超過於能夠抵禦幾尺高的風浪，能夠耐住幾級的震度，正因為有太多不確定、不受控制的因素潛藏在其中，數字的計算反而顯得不夠真實而難以被全然接受、信任。
除了近來被熱烈談論的核四議題（弔詭的是在同一個時空中，又有一種它存在但也被快被眾人所遺忘的錯覺），《零地點》不僅僅只是寫反核，它所欲引發的思考背後，所影射的是更為深刻的哲學提問：人類文明的發展方向會不會始終都是一個巨大的（並且排他性強烈）的錯誤？小說家對於小說中的人物、地點設定在鋪排這樣的提問時，是有其用心的；「育幼院」作為小說中一個重要場景，粗糙的來說，代表的是文明與不文明之間的轉介點，是社會化過程的中繼站，育幼院孩童（身心障礙的、無父無母的）所代表的意象是被排斥、篩選掉的弱勢，同時也是發展的另一種可能，因此它觸發的是另一條支線，對比現下文明發展的種種荒謬與暴力，「被文明豢養的怪物」便是在此場景下被反覆的討論著。文明是包容的抑或是狹隘的？是溫柔的懷抱住所有人還是粗魯的推開了某些人？人類與文明的關係是創造還是被宰制的？諸如此類的問題在這本小說的每個角落中被反覆的提示著。
作為一本伊格言的小說，《零地點》中的文字或許並不如《甕中人》、《噬夢人》精彩，劇情架構也稍顯零碎鬆散，但書中所擬製的現實，交錯的真實與虛擬人物的遭遇、對話，不免為這個社會帶來些許警醒，這也同時提醒了我們，關於本書的寫作企圖：以書寫作為手段所展開的社會行動，如何在閱讀過程中發揮了作用，讀者與作者兩造雙方，以不同的角度去經驗、感受了這個行動，進而我們或許會開始重新思考，文學創作與社會之間的關係？創作者的有所為以及閱讀者/接收者的角色在其中所具備的意義以及可能性。（官維，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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