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開始這篇文章之前，我覺得我必須先說說自己對於不管是新移民女性或者是外籍勞工的看法。的確，現在周遭的環境中，常常可以看到一些來台工作的外籍人士生活在周遭，但這些外籍人士大體通常分成兩種，一種是西方的白人，另一種則是亞洲人又可區分為來自東南亞、大陸或者是日本韓國等其他地區的人們。而在這樣東西區域分成兩塊的同時，階層上也隨著母國經濟的高低不同分成了兩塊，一塊是從事較上層階級的工作像是公司顧問、外語教學等的工作，這部份多由西方白人或者是經濟發展程度較高的國家（如日本）擔任，而另一塊則是從事工業或者是自由業社會較下層階級的工作，東南亞及大陸人佔了比較高的比例，也就是我們在認知上的「外籍勞工」。
而在這樣心照不宣的畫分之下，我們會發現，一般人們會對於西方白人產生好奇心甚至對他們有某種「親近感」，但相較於東南亞來的人們，一般人們可能心裡的第一個反應會覺得他們成群結隊的好像「具有犯罪的特質」、甚至品行不良等直覺認知。而我也不諱言自己曾經有過類似的想法，看到一群來自東南亞的外籍朋友，會不自覺得想要遠離他們，雖然不至於排斥，但心裡總會有一點疙瘩。「外籍勞工」這個詞彙，若單就字面上的意思來看，其實來台灣工作來自世界各地的人們都可以以此稱之，但現在卻被限縮在來自某些特定區域的來台就業者，並且被賦予了某些主觀的觀感和歧視，造成這個詞彙有被污名化的傾向。而在這樣的社會氛圍底下，「外籍新娘」這個詞彙也有一個相類似的再造過程，我認為除了夏曉鵑老師在《不要叫我外籍新娘》裡所題到的台灣本地政策和文化隔閡所造成的誤解之外，外籍人士原生國經濟的好壞也直接或間接的造成國人對於他們的觀感和直覺認知，並且以自身較為優越的角度拒絕或者不會主動的想要去親近、學習他們的文化，造成文化上的衝突和誤解。
另外，語言文字上的隔閡則是新移民們在台灣社會成為弱勢的主要原因，因為少了語言文字上即時性的溝通，在政策、文化以及與家人的溝通上變化產生問題，造成無法快速的接收到正確且對自己有幫助的資訊，而這也是比起台灣原住民，他們更顯得相對的弱勢的原因。但與原住民相同的，在以台灣人為本位的情況之下，因為新移民和原住民在生活上的相對弱勢，以及族群的不相同，容易造成什麼事情都會被放大來看，在各大新聞中，原住民或新移民若犯了罪他們的身份通常會被過度渲染，造成大眾對於他們的誤解，而給予不公平的看待。
弱勢的族群如果想要悖反或者爭取權利的話，通常必須成立團體，以群眾的力量引起大眾注意，但新移民因為來自世界各地，比起本地的其他弱勢團體來說，少了共同的語言文化作為橋樑，通常比較難凝聚起共識，或者是找到管道投訴或者發起運動，所以在發起運動的過程中，是比一般弱勢團體還要費力費時的，而在這樣的一個漫長的過程中，他們已經被犧牲掉了許多權利，和遭受許多不公平的對待了
對於那些為新移民女性所制定的法律，雖然美其名為「法」，但在執行層面上，都是以個人的本位主義來作執行和篩選，換句話說，一個法條訂定出來了，但在實行上就是看行政人員對於新移民原生國的認知和想像，片面性的決定留置與否的生殺大權，且少了正常的行政程序輔助。不管是面談機制或身份證申請的重重難關，抑或是工作權的問題，我們都可以看到政府對於新移民女性的不尊重，以及對於人權的輕視。而這樣的狀況更透露出了潛藏在「人權國家」這個美名底下的「本位優越」的心態。
我覺得這樣的現象，外在的影響因素，除了媒體的誤導和國家政策的走向之外，我認為在教育方面仍然沒有完善的灌輸「尊重人權」這樣的一個觀點也是一個很大的影響因素。在國民基本義務教育中，我們不斷地被教條式的灌輸人權是甚麼，該怎麼維護人權等，但是卻沒有真正的瞭解到人權的意涵，以至於在遭遇到類似的事情時，就算接受過教育，仍是以一種優越的本位主義去作判斷和想像。如果說在基本教育中，便能夠讓國民都能真正瞭解什麼不同文化之間的彼此尊重，以及人權維護等等的話，我相信我們會有更清楚的判斷能力去作更好的決斷和給予移民者一個適度的尊重和權利。
雖然說「重視人權」這件事情，已經成了現今台灣人都能輕易的掛在嘴邊的一句話，但真正在實行上是不是已經徹底了？從這些新移民女性中的遭遇我們都可以看得出來。每每看著美國的種族電影，都會對片中白人欺負、歧視黑人的行徑感到嗤之以鼻，從來沒有想過自己其實在日常生活中，也有許多的心態和舉動會對新移民產生影片中相同的傷害。不管是在文化還是政策上，我們常常有「種族本位的優越感」但自己卻不自知，透過這些新移民女性的自述，才發現台灣離真正的「尊重人權」其實還好遠好遠。
【延伸閱讀一】 讀顧玉玲《我們 - 移動與勞動的生命記事》
【延伸閱讀二】 逃跑外勞 （作者）/ 《逃：我們的寶島，他們的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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