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雜文】記於《土地正義的堅持與實踐》會後 @ （仮）嚴肅樂/書迷的奧特卡室

2011/07/03 官維

相信和許多人一樣，從大埔事件爆發後，開始關注台灣農村土地徵收案的總總相關報導，但礙於在學期結束前仍無法從忙碌的生活中抽身，僅能偶爾參加幾場相關的抗爭活動、幫忙在網路上分享相關訊息等盡些棉薄之力，這陣子在持續的追蹤相關報導之餘，正好看到了這場由台灣社會研究學會所主辦的討論會，便決定要去一探究竟。

《土地正義的堅持與實踐》《土地正義的堅持與實踐》2

這是一場相當精彩的座談，與談者對土地的熱忱、對土地正義的堅持以及對社會基本人權的維護與爭取在會議尚未正式開之前便飄散在位於紫籐廬中的小房間中，那是種微微地振動，相熟的人互相招呼寒暄，話題無不圍繞在今日的主題上打轉，僅只是短短地幾句往來談談近來的土地徵收案，就像日常的招呼一樣如此稀鬆平常，雖是深深地無奈但在訊息交流的過程中，卻讓人有繼續努力下去的希望，那是心照不宣的默契，沒有人會先放棄。幾盞橘黃色燈光在頭上撒下，看似溫暖的氛圍，但關於冷峻的社會課題討論已悄悄的在與談人的唇齒開闔間展開。

政府浮濫的土地徵收已經成為了現今台灣社會必須正視的弊病之一，政大地政徐世榮教授針對歷史、財政與政治因素三方面分析了造成現今土地徵受氾濫的原因，其中尤以財政因素為最，因為農地不課相關的土地稅僅收田賦，因此對於政府的財政的助益不大，因此如果政府採取與民間（財團）合作的方式將農地變成建地，再以區段徵收的方式課稅，政府將因此得到一筆為數可觀的稅收，因此這便是政府積極的想要徵收農業用地的原因之一。而另一方面，土地作為一種政治商品，成為了政府（抑或說是政客）與財團談判的籌碼之一，接著再以「開發」為包裝爭取選民的選票從中坐收漁翁之利，其間的利益有大部分都落入了財團與主事者的口袋，表面光鮮亮麗的口號與承諾，實質上卻是以剝奪社會弱勢的財產權與基本人權所構築起來的。因此徐世榮教授主張，土地徵收需具備幾個嚴謹的要件：法律的規定、增進公共利益、必要性與比例性前提、「最後」不得已的手段與「完全」補償，但其中所謂「公共利益」的界定，卻往往是以上對下由少數的政治精英認可而成，從來不曾與當地的人民做直接面對面的雙向對談。少數的精英位於結構核心，掌握結構控制結構，以結構的力量剝奪個人的基本權利，不從者先扣上一頂「貪得無厭」、「妨礙社會進步」的帽子，讓其接受在地其他居民的審視與批判，民主社會所應維護的基本人權在此過程中蕩然無存。

「指責受害者」在台灣社會中不時發生，但我們應該想到的是，這些即將失去土地的人民，喪失的是他們的人權、財產權、土地認同與記憶，他們已是被害者，怎能忍心將他們貼上「貪心」、「心懷不軌」、「妨礙社會進步」的帽子。就像徐世榮老師說的一樣：今天，我們面對的是一個人的基本人權，這不是「多數決」、「金錢補償」所可以蓋棺論定的，在一個號稱民主的社會中，如果踰越了這條底線，那麼所謂的社會和諧也不過就是政府隻手遮天的假象，因此無論如何這都是我們必須去維護與珍惜的。

其中世新大學的蔡培慧教授也指出政府對於財團發展的協助、資源分配的不平等，而「依法行政」作為政府的尚方寶劍斬殺了多少的正義和農民生存的權益，在「發展主義」與「炒地皮」等舊時的獲利原則下，我們又該如何捍衛程序正義？此外土地徵收議題在受到社會關注與討論時，時常落入藍綠對峙的框架中：這樣的情況造成真正的問題總是無法被明確的指陳，因而時常框限了整個議題的發展性，往往成為了政客間議題炒作的工具之一，因此除了蔡教授所呼籲的必須去面對問題的本質之外，我想如何捍衛這個議題的發言權與定位也是必須去思考與增進的。另外，無數次的抗爭與控訴，透過與主流媒體、獨立媒體的交叉接軌，也成功的讓事件不斷地曝光，而利用網路傳媒的傳播，也使得更多的網路使用者關注到了這個議題，使其成功的發酵進而取得了與政府對話的機會，如何持續的與政府對話達到要求、批判與監督的功能，也將是往後此議題需要繼續努力的方向。

時常在想，什麼是「土地正義」？對於反對徵收的農民們給予同情的話，是否也就犧牲了贊成方的權益？所謂的正義是否也在壓迫另一方人的生存權利？諸如此類的對話不斷在我心中衝突、矛盾，心中的天平始終無法維持平衡。但我想今天我在這場會議中找到了答案，正如廖本全老師所說：「為什麼為了少數特定人的利益，必須犧牲相思寮，特別是農場巷這些人的『一切』？為什麼必須要從這些弱勢者的身上奪走一切，交給最強勢最富有的人？…為什麼這群人必須被遺棄在悲傷裡？」 (記者鐘聖雄, 2011)，我尊重所有想要維護自己的權益的人們，不管是反對徵收或者是贊成徵收的，但我以為藉多數為名剝奪人最基本的生存權力是絕對不能被允許的。（完）

時間：2011年07月03日（日）14:00-17:00
地點：紫藤廬茶藝館
主辦：台灣社會研究學會
合辦：世新大學台灣社會研究國際中心、台灣社會研究季刊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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